僧哲禪師，唐澧州人。自幼崇尚高風亮節(jié)很早就寄身佛門，潛心佛學。他領會尊師的傳授，機敏聰慧，實有灌瓶之妙；參與禪理爭論，談鋒銳利，固當重席之美。他深入研究戒律之學，但又主要運用禪定之法進行統(tǒng)攝。他不僅深請大乘佛教中觀派的重要經典《中觀論》和《百論》，而且精通老莊道學著作《莊子》和《準南子》，是一位學貫中西的學者型僧人。

僧哲和他同時代的許多僧人一樣，思慕圣蹤，想到佛教的發(fā)源地印度求取“真經”。當時西行求法除陸路以外，如玄奘就是從長安出發(fā)經甘肅、新疆、中亞等地前往印度，還另辟海路從廣州、交址等地登船，經印度尼西亞、斯里蘭卡，抵東印度，然后到印度中部。僧哲走的海路。出發(fā)時間大約在唐咸亨二年（671）以后數(shù)年，同行者為襄陽名僧靈運和高麗僧人玄游。玄游，梵名般若提婆，意譯為慧天。此人精通梵語，并善畫，在那爛陀寺繪寫佛祖真容和菩提樹像，惟妙惟肖。玄游是僧哲的徒弟，隨僧哲在師子國（即今斯里蘭卡）出家。僧哲遍尋圣跡，禮佛求法，歸東印度。行至三摩咀國，其時國王名為羅社跋吒，他深敬三寶，是一位接受五戒對于佛教有很深造諧的居士。他天天造拓模泥像十萬軀，讀《大般若經》十萬頌，用鮮花十萬朵親自供養(yǎng)。王宮內積累的各種供養(yǎng)佛祖的祀品，差不多堆積有一人多高。國王出行，觀音先發(fā)，幡旗鼓樂，遮日彌空，佛像僧徒前引，國王在后面跟行。王城內居住有四千多僧人，全由國王供養(yǎng)。每日早朝，國王總要先派人進寺廟向僧人問安，然后再處理國事。因此，一時四方的聰明大德、廣慧人才陸續(xù)云集。僧哲到達該國，在王寺居住，尤蒙國王的特別禮遇。但是，僧哲西行目的是求法，因此他專注于梵文經書，頗有收獲。他沒有專程拜會國王，但聽說當時國王尚在，年約四十余歲。梁啟超曾將僧哲、靈運等人置于西行求法者中歸留生死無考者之列。